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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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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都市风光》是戏剧性的。美国学者贺瑞晴在《1930年代的上海“城市交响曲电影”

》中把该片与维尔托夫《带摄影机的人》做了比较：“《都市风光》和《带摄影机的人》两部影片都用一种自我观察的摄影策略、视觉技巧和歪曲时间的方法，制造一种令人惊奇的‘特技’效果。每部影片都用戏剧性的结构来构建故事，导演都把自己拍摄到电影画面中去——作为奇观和艺术在‘都市交响曲’中引起注意……”

袁牧之用一种他自己所独有的方法，通过说书人的表演和户外的西洋镜来展现戏剧性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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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牧之的电影音乐在画面与声音之间融合。在创作《都市风光》之时，中国的电影由无声转

为有声的时间并不长，很多方面还在摸索中前行。袁牧之的勇气可以在影片的任何一个段落发现。在此之前，中国人拍摄的电影中还没有一部配过完整的器乐音乐作品，袁牧之请来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黄自填补这个空白。随着电影中都市夜景的闪现，黄自的《都市风光幻想曲》极富带入感地响起。

为了捅破城市那张虚伪的窗户纸，袁牧之请来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为主题歌《西洋镜歌》谱曲，表达讽刺都市繁华背后的腐朽的电影主题。喜剧类型的故事推进需要诙谐幽默的音乐进行烘托，袁牧之又请来作曲家贺绿汀，谱写了一段轻松搞笑的卡通音乐。

袁牧之的电影情怀在解构与建构之间等待。显然，《都市风光》带有一定的对社会进行解构的色彩，各色人等，诸般人物，基本没有什么正面形象，他们自私自利、贪婪没落，旧社会的人生百态酣畅淋漓地被展现出来。袁牧之在电影中解构了一个旧的社会，但没有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电影的结局是彷徨的。从后来的人生走向仿佛可以看出，此时的袁牧之在等待，等待一个新的世界的到来，也等待一个新的人生。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电通公司的发展高峰刚刚来临，就立刻走向低谷，甚至消亡。在袁牧之1935年主演了《风云儿女》，并首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之后，他又自编自导自演了《都市风光》，可以说进入电影领域才一年左右时间便风头猛劲，取得了多个重要的成就。然而在这一年的年底，电通公司就因为政治环境停业了，尽管他们的计划还有《燕赵悲歌》《沙漠天堂》《街头巷尾》等。细算起来，电通公司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其拍摄的四部影片中，袁牧之或编或演或导，一个人就占了三部。

1935年的中国，在外敌的侵略、国共的交织、民众的慌乱之中，孕育着更多的可能性，它好像即将炸裂，而炸裂后的每一个碎片都可能成长出一个新的世界。中国电影也恰在这一时候，把未来的种种可能埋伏在内，在发展与现实触碰之中，最终悄悄地裂变，延续它蜿蜒向前的命运轨迹。

结束了在电通公司的工作，袁牧之与应云卫等人凭借在电影界出色的表现转入明星影片公司。袁牧之没有想到，与陈波儿在拍摄《桃李劫》时结下的缘分在这里得以再续。1936年7月，明星公司准备拍摄由阳翰笙编剧的电影《生死同心》，影片由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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