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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17页）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引起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广泛关注。鉴于伊文思拍摄了诸多在世界范围取得影响的国际事件纪录片，美国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找到他，出资委托他到中国拍摄抗日纪录片。伊文思愉快地答应了，并找到

他的两位助手——荷兰人约翰·弗尔汉和匈牙利人罗培·卡巴一同前往。

他们随身携带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器材：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姆摄影机，以及2万米胶片。他们首先找到“美国援华协会”

，设计了从美国到香港再进入广州，最后到达汉口的路线。

1938年1月，伊文思出现在汉口的街头。随后，他拍摄了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大量素材。特别是在1938年的三四月间，他来到台儿庄前线，冒着极大的危险，捕捉了台儿庄战役的大量历史瞬间，那被炮火炸过的焦土，永远定格在转动的胶片上。

伊文思当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而位于西北的红色基地则让伊文思感到了神秘。他知道，两三年前斯诺与邓汉姆等人都曾去过陕北，用16毫米摄影机拍过中国红军的镜头。延安仿佛有某种魔力，吸引着他。为此，他制订了去延安的计划。

然而，他的这个愿望却因为不断受到来自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限制而无法实现。没办法，他只好回到汉口。听说中国共产党拟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后，他便找到八路军驻汉口的办事处，希望了解一些情况，并提出能否会见中国的电影艺术家的请求。

袁牧之与伊文思的见面，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相见：一方面，战争的威胁已经让武汉这座城市有些喘不过气来；另一

方面，担心有损国民政府形象的特务和暗探不知道在哪个角落躲藏，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盯梢、警告甚至逮捕。

但两位艺术家的见面显然是极为愉快的，充满了对过往电影工作的热烈回忆，更有对未来电影工作的畅想。久违的艺术张力在小屋子里弥漫。

最后，袁牧之告诉伊文思，自己的理想是到延安去拍纪录片，刚刚到香港购买了电影器材，这个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即将踏上远赴西北的路程。伊文思听后，略一沉思，告诉袁牧之，他即将去美国完成在中国所拍电影素材的后期制作，去延安的理想可以由袁牧之替他完成，而延安的拍片条件艰苦，他可以把一台35毫米的手提埃姆摄影机留下来给袁牧之使用，同时还能留下200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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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te#26的胶片。

袁牧之紧紧地拥抱伊文思，表达对他的感谢。他们约定，第二天傍晚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的西侧见面，伊文思从住处把摄影器材带过来。

当满脸笑容的袁牧之回到八路军驻汉口的办事处时，周恩来正等着他。听了袁牧之的叙述，谨慎的周恩来做出了另一个安排：由于这次和伊文思会面谈的时间比较长，容易被国民党特务注意，第二天可以去约定的地点取电影器材，但袁牧之不能去，以免被继续盯梢。而代替袁牧之去接头的人最好是陌生的面孔。

“让印咸去吧！”

袁牧之脱口而

出。

此时的吴印咸刚从上海来到武汉，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陌生面孔”

的要求。

1935年前后，吴印咸跟随袁牧之拍摄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影片，其在电影摄影方面的声誉与日俱增。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吴印咸与他的好友许幸之立即筹划，合作拍摄了一部反映淞沪抗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影片拍摄完成后，遭到当局的禁映，甚至销毁。这让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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