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中文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16页）

的英雄主义气概所感染。

让抗战电影真刀真枪露一手之后，1938年年初，阳翰笙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任常务理事。罗明佑、邵醉翁、张道藩、郑用之、袁牧之等都是协会中的理事。

1939年，阳翰笙开始集中精力为“中制”

编写完善电影剧本《塞上风云》，同时，把《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一书改编成电影剧本《日本间谍》；1940年，编写电影剧本《青年中国》。随后，他又投身到话剧等艺术领域，创作颇丰：1945年，创作五幕话剧《槿花之歌》；1947年，为电影《三毛流浪记》编剧；1948年，完成电影剧本《万家灯火》。

在这些电影中，《青年中国》讲述的是一支抗日宣传队的故事，《塞上风云》则以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

抗日为题材，《日本间谍》揭露的是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在中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阳翰笙从《八百壮士》开始，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作为核心思想，贯穿在其文学创作的生命长河当中。阳翰笙的电影作品同这一时期的其他电影一起，筑成了大后方电影的抗战长城，在人们的心中屹立不倒。

“‘大后方’电影，作为抗战电影的独特的历史存在，主要发生于武汉、重庆和成都。”

“‘中制’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3部故事片及50余部纪录片。1938年9月，‘中制’迁至重庆，同时加强编导委员会及创作部门的力量。这一时期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8部故事片和《民族万岁》等多部新闻纪录片。”

note"

src="

cmread.wfbrdnewbooks2516871192621687oebpschapter09imagesImage6.jpg"

data-der-osskey="

ATmVwlMIGpkdZQDyJSRbqGzBmVwBCTemp_06912213.jpg"

data-der-srcbackup="

imagesImage6.jpg"

>#pageNote#25

除“中制”

之外，还有一个国营的电影公司在大后方电影的拍摄中引人瞩目，它就是“中央电影摄影场”

，简称“中电”

。在这一时期，“中电”

的重点是新闻纪录片，《克复台儿庄》《重庆的防空》《抗战第九月》等多部战争题材的纪录片都出自“中电”

。

在众多的大后方抗战电影人中，阳翰笙是光彩夺目的。有人说他性格温和。一个性格温和的文人，在自己的民族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候，他的内

心不仅有火，更有枪，有子弹。有人说他意志坚定。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在炮火当中，会有十足的韧劲儿和耐力，为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一往无前。在阳翰笙等文艺工作者的擂鼓助威之下，中国抵御了日本的侵略，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阳翰笙担任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担任了全国文联党组书记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1958年，他发表了四幕话剧《三人行》，1963年，为电影《北国江南》编剧。

1993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1年的革命与艺术之路。

为大后方电影做出重大贡献的阳翰笙拍完《八百壮士》之后不长时间，即前往重庆。他并不知道，演完谢晋元团长之后，继续留在武汉的袁牧之内心有多么焦灼；他也不能预料，《八百壮士》成为扮演童子军杨惠敏的陈波儿的银幕告别之作，在那之后，陈波儿再也没有出演过其他电影角色。袁牧之内心的焦灼，源于他想快点去延安。

电影《八百壮士》的成功，并没有让袁牧之兴奋太久，日寇的步步紧逼，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他到延安拍摄纪录片的要求仍然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尽管此时袁牧之已经研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纪录片摄制技艺，而且

很有心得。

转眼到了1938年的三四月间，滚滚东逝的长江水给武汉送来了春天的信息，催开了城中与山脚的春花。忽有一日，有人来袁牧之的住处通知他，周恩来先生想见见牧之先生。在去见周恩来的路上，袁牧之好像才注意到武汉这个城市的花朵是如此的美丽。

周恩来对袁牧之热情而尊敬。原来，中国共产党准备在延安成立一个专门的电影机构，用自己的力量拍摄电影，但缺乏电影人才。周恩来希望袁牧之加入。“就等着这一天呢，我很想尝试！”

袁牧之眉毛一扬。

但是，延安缺少电影摄制器材，需要有人到香港去购买。袁牧之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在做了一些路途上的安排和相关准备后，袁牧之以最快的速度出发了。然而，那个年代，又赶上战乱，一路难行。等到了香港已经是1938年的初夏。阵阵海风袭来，袁牧之的心情为之开阔了许多。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廖承志，他按照袁牧之提供的电影器材的品类与规格的清单，很快采购齐全。主要是一部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近万米的16毫米胶片。拿到器材后，袁牧之没有做任何停留，旋风似的从香港返回武汉向周恩来复命。

周恩来看着袁牧之带回来的电影器材，为延安即将能够记录和传播战地影像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更何况站在他面前憧憬

着亲手摄制影片的人还是一位带着赤诚报国之心的电影界名流！

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在赴延安之前，希望他去会见一个人——目前正逗留在汉口的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约·伊文思。之前，伊文思在与周恩来会面时表达了与中国的艺术家做一些交流的愿望，周恩来向他推荐了袁牧之。

伊文思比袁牧之大11岁，1898年11月出生于荷兰的尼海格城。1911年，有着极高天分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他人生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纪录片《茅屋》，这一年，他才13岁。1917年中学毕业后，伊文思进入鹿特丹市高等经济学院学习。由于对电影非常感兴趣，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荷兰创立了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

，1927年拍摄了真正个人意义上的纪录片《齐迪奇纪事》。其后，他往来于波兰、比利时、德国、法国、苏联、美国和西班牙等国拍摄纪录片，如《工业交响曲》《英雄之歌》《博里纳奇》《西班牙的土地》。1935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