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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14页）

准备离开上海的他们还不知道，当时正发生着一场影响中国民众民族魂魄的战斗，而正是袁牧之、陈波儿和他们的朋友把这场战斗的气壮山河搬上了银幕。

走出上海，便见难民遍野。三人带着沉重的行李，互相扶持，行走殊为不易。在此过程中，袁牧之与陈波儿在生命的物质生存与精神追求的多个层面对彼此增进了了解。路途虽长虽苦，却是甜美的，是令人充满期待的。在苏州，他们拼命挤上开往南京的火车，火车上人多到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他们就把自己塞进火车的厕所中，身体被汗水一次次洗透。此时的他们，唯有通过眼神互相告慰。

到了南京，大家住进下关的一间小旅馆。陈波儿告诉袁牧之，她要先去中共代表团办事处联络一些事宜，便匆匆而去。也就是这次在南京，陈波儿经李克农、叶剑英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送走陈波儿的袁牧之则急急地走进南京城，他要找一个人，那个人叫阳翰笙。

几乎就在袁牧之一行离开上海的同时，坐在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签署命令，把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同仇敌忾，共御外敌。

为表合作精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国民党方面的陈诚任部长，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任副部长。根据

周恩来的提议，政治部将筹建第三厅，负责抗战宣传及文化事宜。根据对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了解，周恩来找到阳翰笙，希望他到武汉协助郭沫若把政治部第三厅组建起来。

1937年，阳翰笙35岁，正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之时。而周恩来看重他的则是其稳健持重、才高八斗。

1902年11月2日，阳翰笙出生于四川省高县罗场一个经营丝绸和茶叶、复姓欧阳的商人家庭。翰笙是他后来起的笔名，刚出生时，长辈给他起的名字是欧阳本义。

1924年，勤勉努力、孜孜以求的阳翰笙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得以全身心地拥抱这个中国当时最繁华的经济与文化之都。

来到上海的第二年，阳翰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底，22岁的他被党组织任命为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此后，他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成果颇丰，其文学方面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1929年，他成为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的12个筹备组成员之一。

1933年，他正式取笔名阳翰笙，并为明星影片公司编写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后来《生之哀歌》《逃亡》《新娘子军》《生死同心》等电影剧本连续诞生。

1935年，由于阳翰笙的思想主张不断在艺术团体及银幕上得以体现，引发了较为激烈的社会影响

，政府逮捕了他及田汉等人。

当年年底，社会名流柳亚子及蔡元培等不断出面干预，阳翰笙获得保释，但并没有完全恢复行动的自由。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决定，给他真正的身心释放。由于当时的局势复杂，阳翰笙便在南京暂住。

1938年8月，阳翰笙写成了四幕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并为新华电影公司创作电影剧本《塞上风云》。

来找阳翰笙的并不止袁牧之等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武汉行营政训处电影股的郑用之也跑来和他商量：抗战当头，可否携手共同建设一个设在汉口的国有电影厂——中国电影制片厂，即“中制”

。阳翰笙答应了这个请求。

袁牧之等人的到来令阳翰笙很高兴，这无疑增加了前往武汉组建第三厅的力量。很快，阳翰笙和袁牧之、陈波儿等人便起程了。

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江水激荡，乘船之人也为之热血满腔。

到达武汉后，阳翰笙上通下连，紧张而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此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打理日常工作。其中，第六处的处长为田汉，六处的二科是负责电影制作和发行的，科长就是郑用之，他也同时兼任“中制”

的厂长。

“中制”

由“汉口摄影场”

改组而来，原来归武汉行营政训处管理。厂长郑用

之虽是国民党人，但对共产党人历来友好。“中制”

组建后，特别是随着阳翰笙等人的到来，全国知名的文艺界人士不断加入，史东山、舒绣文、黎莉莉、应云卫、郑君里、司徒慧敏、金山、赵丹、白杨、钱千里等都会聚于此。

眼看着艺术家越聚越多，思考着当前局势与未来中国命运的阳翰笙，心头一次又一次被几个月前上海保卫四行仓库的战斗情景所冲击，他想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下来，编成电影剧本，名字就叫《八百壮士》。

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无眠，阳翰笙被壮士们的斗志感染着，他眼前不但再现着枪林弹雨，而且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出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快，《八百壮士》的剧本就形成了。

让谁来演呢？阳翰笙想到了袁牧之。

本来，袁牧之到达武汉后，即开始筹划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情。他一边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希望能够见到相关负责人，陈述自己赴延安的想法，一边把自己圈在汉口杨森花园的一个小屋子里，研究纪录片的拍摄技巧。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形成了一篇名为《谈纪录电影》的文章。

一天，袁牧之接到通知，让他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那里的军事长官要见他。当袁牧之来到办事处时，一个举止优雅、气质非凡的人进入他的眼帘。袁牧之抢上去握手，他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周恩来

。

袁牧之表示自己很想去延安拍摄一部纪录片，让世界知道中国人的志气和决心。

但是，当时延安还没有拍摄的基本条件，比如拍摄的设备、胶片等等都不具备。周恩来建议袁牧之先加入刚刚改组完成的“中制”

，摄制抗战影片，待延安的拍摄条件成熟了，再请他赴延安。

与周恩来见面后不久的一天，袁牧之又接到了阳翰笙的邀请。当他匆匆赶来时，发现应云卫和陈波儿也来了。阳翰笙手里拿着一沓纸，脸色微红，有些兴奋，语速也比平常来得急促：“你们看看这个剧本，要是行，你们能不能拍？”

“这个题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