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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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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马路天使》海报

1937年2月初，朔风呼啸，寒冬让北平的里里外外都挂上了一层白霜。但燕京大学的礼堂里热度非凡，人们正在这里观看《汉奸的日子》等四部独幕剧。

独幕剧的上演是陈波儿争取来的，因为此时的当局还在禁止抗日题材剧目的演出，他们担心会进一步“激化”

中日之间的矛盾。陈波儿是一个月前来到北平的，她率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到绥远抗战前线劳军，返程时来到北平，准备在这里演出国防戏剧。

冥冥中似是命运的安排。就在她们演出的同时，离礼堂不远的燕京大学临湖轩，一个与众不同的展览正在进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形象，红军的军容，神秘的延安，一系列来自中国西北方向的照片悬挂在这里，甚至还放映了来自延安的纪录片影像。听说这个展览后，陈波儿专门前往观看，遇到了展览的主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

1934年，斯诺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从1936年6月开始，斯

诺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对延安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采访和考察，不仅拍了大量的珍贵照片，还用摄像机拍摄了一些16毫米纪录影片素材。回到燕大后，斯诺一面专心写作《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面展览他在延安等地拍摄的照片和影像，并亲自在现场解说。

在照片和银幕上看到了延安，看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形象的陈波儿，听了斯诺的介绍后，油然神往。

陈波儿结束在北平的演出回到上海后，把在北平的这一经历详细地说给了袁牧之，她认为斯诺所拍摄的纪录影片有着世界性的意义。

这令勇于挑战自我的袁牧之瞪大了双眼，一个愿望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里：如果有机会，应该到延安去，到那里拍摄一部真正的纪录片，记录中华儿女抗击外敌入侵的昂扬气魄，记录奔跑在中国人血脉中的滚滚洪流。

七七事变之后，伴随着《马路天使》的公演，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成立，如中国剧作者协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文艺界还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排演话剧《保卫卢沟桥》。袁牧之参与其中，深深感到激发起全民族抗日斗志的重要性。“八一三”

之后，上海沦陷。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决定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陈波儿和袁牧之都

在演剧队中，袁牧之被编在第一队。恰在此时，思想靠近延安的陈波儿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她转移到武汉。陈波儿正准备动身时，袁牧之来了，把希望能借此机会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向她和盘托出。

此时的延安是两个人共同的生命朝向，因此他们一拍即合。两个人还决定，此行带上钱筱璋，因为这个小兄弟与他们志同道合。

说走就走，三个人很快就离开了上海，袁牧之这才感觉到，这个8月是如此炎热，汗水不是从身上流出来的，而是从脚下的中国大地上流出来的。今后的命运没有人说得清，但仍然令袁牧之感到激动和憧憬，因为他认定，他向前的方向是光明的方向，是自由中国的方向。

舞台上纵有千面，此时却向一面而生。袁牧之1937年8月的出发，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未来。

（三）向延安进发的左翼电影人

往昔的夏日蝉鸣被枪炮声与喊叫声代替了。1937年8月的上海，梧桐叶片中透过的不再是微雨、轻风和细碎的阳光，而是惶恐、不安和死亡的威胁。

袁牧之、陈波儿和钱筱璋认真规划了他们离开上海的路线：闸北枪声最重，他们需要从南市离沪，然后去嘉兴，再到苏州，从苏州转南京。这是一个大圈子，像一个弧。有如弯弓搭箭，他们要把自己“射”

出去，从南京先“射”

到武汉，然后再从武汉“射

”

向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