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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影人才的南下与西进（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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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初的兴山，一片隆冬的景色，雪白的沃野连接着起伏的远山。在东影的一间会议室里，由关内老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正在召开。袁牧之做了精心的准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即将离开兴山赴北平组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临行前，他要把工作做系统安排，同时也是对同志们的一种深情嘱托。

在革命乐观主义的工作旨趣中，与很多人不同的是，袁牧之总是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他说：“我们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新的面貌，见到成绩，获致胜利……我们不能仅从乐观方面来看，也要估计到在这局面下发生的危险，这是我离此前所感到不安的……我研究了一下，在这新局面下有三种危险的病：一种像鼠疫，一种像白喉，还有一种也许像霍乱。……在我离开前，想替同志们打三针预防针，希望不要有人病倒。我走后，希望留厂的同志继续领导防疫；但最好的方法是本着对党对事业负责的态度，自己时刻预防。”

袁牧之为三种危险的病开出的“三针”

分别是：集中思想、反对经验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他又向大家坦诚地表示，自己身上有不少缺点，比如，不会领导学习、性子急、脾气差，希望大家继续给予他中肯的批评和

建议，共同把事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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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牧之

最后他说：不久的将来，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电影文化生活的普及与提高，这一重担将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应该努力改正缺点，力求进步，承担这个重担。

在会议之前，经与东北局宣传部沟通，袁牧之把东影的领导重任交给了老搭档吴印咸，并确定了进北平筹建电影领导机关的小组成员，共8个人，主要是党总支书记陈波儿、办公室主任赵伟、美工科杨海洲等。

关内老党员会议结束后，吴印咸主持了隆重的送行会。依依不舍的员工们与袁牧之拍照留念，昔日的战友分别与他热烈相拥。

1949年2月14日，踩着嘎吱作响的白雪，袁牧之一行踏上西进的火车，在人们的挥手告别中，缓缓离去。

与兴山不同，3月的北平已经春风拂面，温和的气息十分浓烈。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正在等着袁牧之的到来。他们告诉袁牧之，新中国电影领导机关的名称、组织机构的设置都需要马上确定。

经过反复的研究与协调，最终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最高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央电影管理局”

，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下设艺术委员会、制作委员会、私营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艺术处、制作处、办公室、发行处几个大的部门。电影局的首任局长由袁牧之出任，大名鼎鼎的蔡楚生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史东

山任制作委员会主任，陈波儿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后，电影局的隶属关系转移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名称仍用“中央电影管理局”

。“在中央人民政府第11次会议上，正式任命袁牧之为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从此，袁牧之肩负起了领导全国人民电影事业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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